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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到珐琅彩|从瓷器看中国审美格调的演变

发布日期:2017-08-24

中国,瓷器的故乡。

从二里岗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开始,再到南北朝时期的成熟青釉瓷,唐代的“南青北白”,宋代的“汝哥官定钧”,直至元青花、明斗彩、大清的各种色釉瓷,可以说,中国瓷器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起伏跌宕,异彩纷呈。

瓷器虽由中国创造,但外来因素却一直如影随形伴随着瓷器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外来因素的加入与融合,也就不可能有瓷器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单就釉料而言,无论是中东地区的琉璃、唐青花上的波斯青花料、元青花上的大食回青,还是明青花的苏麻离青、有清一代的进口珐琅釉料,都为瓷器种类的丰富与创新带来最直接的影响与推动。

因此中国瓷器从单色釉向各色釉发展演变的过程,事实上折射出来的也是中华民族审美格调的演变。

对于中国审美的评判标准,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南朝谢赫的绘画理论专著《古画品录》,书中所提的“六法”被确定为评判画品的标准。而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更是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列为首要之法。气韵、传神,事实上正是中国传统汉族审美的关键所在。因此,反映到瓷器上,从南北朝青釉瓷的成熟,到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再到宋代的五大官窑,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以釉色取胜,而现在赫赫有名的唐三彩,在唐代只不过是处于明器的地位。倒是一直神秘莫测的“秘色瓷”令人浮想联翩,唐代大诗人陆龟蒙以一首《秘色越器》对其进行盛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而直到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3件秘色青瓷,这种被高度褒奖的瓷器才算被当今世人所了解。不出所料,秘色瓷色泽晶莹、釉面青碧,犹如湖面般清澈碧绿。是越州窑最高水平的体现。

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时代,唐人审美奔放热烈,喜金银、重奢华,对外来文化大胆吸收,并广泛使用。但在瓷器方面,除了器型受外来文化影响较重之外,对于瓷器的审美却保留了传统汉民族传统的审美要求,含蓄内敛,中正平和。对釉色的不懈追求是其最高的标准。

及至宋朝,可以说这是一个汉民族审美在儒家文明支撑下,达到顶峰的时代。上至庙堂下至民间,汉民族的审美特征遍布生活的各行各业。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宋朝的宫廷绘画,就是以“五大名窑”而著称的宋瓷了。“汝哥官定钧”,各具特色,色泽不一,但总体来看,依旧是对釉色的不懈追求。无论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瓷,还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亦或是金丝铁线的哥窑,事实上都遵循着中华传统审美的特质。以最负盛名的汝窑为例,其对釉色的追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似玉、非玉、而胜玉”,将釉色质感与中国玉文化来做对比,不脱民族审美情趣。天青、粉青、天蓝,色泽均淡雅为上;造型以规整为胜,几乎不饰任何纹饰,整体上可谓高度契合了中国传统审美中含蓄内敛、中正平和的要求。即使是以色彩万千而取胜的钧瓷,也是以写意的意象和色釉天然的变化来呼应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内在追求。

变化发生在元代,青花是这种变化的源头。虽说唐代已有青花,但终未形成气势。这或者是制瓷工艺尚未成熟,或者是釉料来源尚不固定,但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审美格调的使然。蓝色或青色的传入,可以说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审美。这一点不可否认,试想敦煌壁画如果没有蓝色或青色的加入,那该是多么的单调或燥热。但具体到瓷器,正是青色釉料经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才使原本以单色釉为上的中国瓷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促进了中国瓷器又一次的创新和高峰,却也反映着中华民族无法言说的历史和沧桑。蒙古骑兵在入主中原的同时,更是征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这段历史对于汉民族或者是周边的其他民族,都称得上入侵和灾难。但其客观带来的自然是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乃至异质民族的审美。青花的兴起和这段历史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蒙古族来自草原,是一个尚白尚蓝的民族,蒙古包、蒙古服饰,均是最为直观的体现。他们迥异于汉民族的审美,势必会随着入主中原而带到元朝宫廷,蒙古骑兵征服西域各国,每到之处自然杀伐不断,却将各地能工巧匠留存造册,编户入籍,这中间自然会有回青料的流入,以及青花工艺的烧制工匠。作为尚白尚蓝的民族,对于青料感兴趣实属自然,不过因此就说青花的兴起是元朝帝国的大力提倡,或许稍显武断。但从中国汉民族的传统审美出发,至少青花的流行不会是汉民族审美格调的主动追求。青花,以青色为釉料,直接在素坯上绘制图案,然后挂釉烧制,形成了与白色瓷器对比极为强烈、且极富装饰感的全新瓷器种类。这种强烈的对比,打破了中国传统审美对中和含蓄的追求。却直接呼应着元朝蒙古民族的喜好与审美,这中间应该不仅仅是巧合。

而这种异质民族所带来的审美情趣一旦产生,将给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审美带来永久性的改变。从元朝开始,服饰上的各色花卉纹样开始蔓延,瓷器上的青花釉里红、明朝成化斗彩,各种图案纹样都摆脱了商周青铜器上的厚重、汉代玉器漆器上的单一色彩,开始争奇斗艳地活跃起来。及至清朝,又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更彻底的是一住就是260多年,原本就纷繁复杂的中华民族这次可以说彻底和自身传统的审美格调告别了。就瓷器而言,最具代表的就是珐琅彩

珐琅彩始于清朝康熙皇帝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其釉料最初和铜胎画珐琅一样,全部进口。至雍正年间国内烧制成功,并配制出各色珐琅釉料,随后逐渐传至景德镇及广东。至乾隆朝,珐琅彩和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相结合,出现了与粉彩极为混淆的白地珐琅彩瓷器。但因其更复杂的工艺和较低的成品率,又显得更为难得,一器难求。

现在,再回到这些色釉瓷所反映的中国传统审美格调的变化上,想想宋人追求的类玉如冰的质感,对照珐琅彩的五颜六色,这种变化就显得不可思议。青花尚属单色,釉里红的研制成功,基本上就预示着对瓷器的创新已经从过去的釉色、器型,转向了色彩和纹样。这种从内在向外在的转变,在元清两个少数民族王朝的夹击下,在清朝达到顶峰。

清人入关,虽改服剃发,事实上接受的还是汉民族的文化体系。珐琅彩等瓷器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有满族的独特审美,一方面其实更多是西方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我们将康雍乾三朝放置到地球文明的大环境下就会发现,这时候的欧洲处于巴洛克与洛可可风格的兴盛时期,西方流行的繁缛装饰、起伏线条以及夸张的不规则造型,伴随着传教士的进入传到了清朝皇帝的视野之内。作为对中华传统审美并无太多感情的清朝皇帝,自然会被来自西方的“奇风异俗”所吸引,由此西风东渐,上行下效。在清朝本来就充满奇特审美的基础之上,诞生了光怪陆离的清朝审美风尚。矫饰雕琢、精致繁缛,反映到瓷器上,就是五彩斑斓的各色釉瓷,曲折婉转的蔓草缠枝,以及“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庸俗喜好。这其中,珐琅彩从釉料到画工,可以说深具西洋风情,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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